The Sick Man of Asia

China's Health Crisis

尽管中国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取得了显著的经济进步,可是人民的健康状况并没有得到同样的提升。自1980年以来,中国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保持在百分之十左右的速度,四亿到五亿人摆脱了贫困。然而,中国的官方统计数据显示,1981到2009年间,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只上升了5岁,从68岁到73岁。 (1949年到1980年间人均预期寿命增长了33岁。)而其他在1981年与中国预期寿命水平不相上下但经济增长速度较慢的国家,如哥伦比亚、马来西亚、墨西哥、韩国,国民人均寿命在同时期则增长了7至14岁。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报告,即使在澳大利亚、香港、日本、新加坡这些在1981年就拥有远高于中国人均预期寿命的国家(地区),同时期也实现了7至10岁的增长。

中国目前的疾病负担同样令人忧心。同许多欠发达国家一样,中国仍需同包括艾滋病、肺结核、病毒性肝炎和狂犬病在内的传染病作斗争。例如,超过1.3亿的中国人是乙肝病毒携带者,这个数字占到了全球乙肝病毒携带者总数的三分之一。同时,在发达国家常见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正在成为一个更加棘手的问题。中国卫生部2008年《全国卫生服务调查》显示,61%的受访者表示在受访前两周患有慢性疾病,而这个数字在十年前仅为39%。 2010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的一份研究表明,中国糖尿病人口已达世界之最,且其蔓延速度远超欧美国家。 20岁以上的成年人口中有近10%患有糖尿病,这个比率接近美国(11%),并远高于加拿大、德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目前中国每年死亡人口中85%为心血管疾病、慢性呼吸道疾病以及癌症等慢性病所致,这一比例远高于世界平均值(60%)。 一个重要原因是人口的急速老龄化。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已经超过总人口的13%, 比2000年上升了近3个百分点。世界银行最近的一份报告也显示,如果中国政府在这方面不采取有效的措施,到2030年中国的非传染性疾病负担将至少上升40%。有人预测,到2040年中国患有老年痴呆症的人口将等于发达国家老年痴呆人数的总和。

还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饱受精神疾病的困扰。卫生部发表的数据显示,中国精神障碍的发病率在2003年到2008年间飙升了50%。2001年到2005年间,北京回龙观医院自杀干预与研究中心曾进行了一项涵盖中国四个省份1.13亿人口的大型调查。调查发现中国成年人17.5%有情绪障碍和焦虑症等心理问题。这一比例超过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据估计,中国每年大约有28.7万人死于自杀,也就是每10万人口中就有23人选择以这种方式结束生命,这一比例是美国的两倍还多,也超过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

尽管这些问题相当严重,但长期以来中国领导人一味追求经济增长,忽略了公共卫生。随着1980年代早期毛式医疗制度开始瓦解,政府卫生投入占GDP的比例也开始下降,从1980年的约1.1%下降到2002年的约0.8%。(2002年美国政府卫生开支占GDP的比例是6.7%。)80年代引入的市场化改革进一步重挫了早已不堪重负的医疗卫生体系。到2003年,超过70%的人口根本没有任何医疗保险。尽管中国政府之后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但疾病负担仍持续增长,严重威胁到了医疗卫生体系、整个国民经济乃至政权稳定。

真实的谎言

纵观中国历史,医疗保健一直被视为是个人的责任而非权利。因此,毛泽东政权建立由国家办的医疗卫生体制标志着一个历史性的转折。1950年代初期,设立了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在县和区一级建起了公立医院和诊所。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为政府介入医疗卫生行业提供了另一个理由:为了换取免费便利的医疗保健服务,农民将会愿意支持农业集体化和人民公社, 而后者将为新医疗卫生体系奠定制度和财政基础。到1959年,中国在农村地区建立起了由县级医院、公社卫生院和村("生产大队")医疗站组成的三级医疗保健网。这一体制不仅提供医疗服务也从事疾病预防工作,因而在执行政府传染病预防战略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1966年 "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随着大量高层卫生官员被清洗,卫生部在政策过程中被边缘化。但少了官僚部门的阻碍,政策协调变得更为容易。大量医务工作者被送往农村。一些接受过非正规医疗培训而被称为"赤脚医生"的农民,也开始提供常见病的治疗和促进预防保健工作。所谓的"合作医疗"制度(一种以社区为基础的医疗保险计划)得到了迅速的普及。到1976年,中国已有大约180万名"赤脚医生",合作医疗覆盖了超过90%的生产大队,几乎每个公社都有一个卫生院。当时,中国所拥有的医生、护士和医院病床数比任何其他在同一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国家都要多。中国人的健康得到了显著的改善:死亡率从1949年的20‰下降至1975年的7‰。国内国际的数据都显示该时期中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从35岁提高至65岁。

然而,毛时代的结束以及随后开始的经济改革戏剧化地改变了这一切。 1980年代早期人民公社的消失和包产到户使得公益金被取消,农村医疗卫生体制失去了主要资金来源。 实施合作医疗制度的生产大队比例从1978年的82%下降到1983年的11%。赤脚医生的数量同期也下降了约23%。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提高了农民的可支配收入,使得他们能够绕过村医疗站和乡镇卫生院而直接到城里医院就医。这一趋势不仅破坏了农村转诊链,也提高了对更多、更好的城市医疗服务的需求。医疗卫生体系发展的重心再次转向了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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