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lice remove barricades erected by pro-democracy protesters in Hong Kong, October 2014. 
Carlos Barria/REUTERS

最近中国发生的种种事情都令人不安。 几十万的维吾尔族穆斯林被关入新疆的奥威尔式的“再教育营”。香港的一个政党被取缔,尽管香港在中国享有特殊地位和长期的言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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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南部港口城市的教师被要求交出护照,以便他的学校能够密切关注他的行动。 诺贝尔奖获得者刘晓波——一位身患疾病的异见者——被禁止出国寻求医疗。旨在打击犯罪的国际刑警组织的主席刚回到中国就消失了,再次出现时竟已被政府拘留,面临腐败的指控。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类似事件的报道一个个浮出水面,每个报道本身都令人震惊,但又很容易被当作积极的大方向中无须重视的小插曲。然而,把这些散落的事件组合在一起,我们就会看清习近平主席掌控下的中国的真实方向,这是一幅令人感到压抑的画面。 中国正在大谈进步,但很多方面都正在回到过去,中国的领导干部在镇压上愈发不顾颜面了。 新疆政府把维吾尔族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人口集体关押起来,这种手段似乎属于上个世纪,而非二十一世纪。

但这些严厉措施并非简单地收回过去几十年的改革和开放。北京方面正在将这些措施扩大到更大的地理范畴,将它们从西部边境地区扩展到相比之下似乎相对自由的地区,并采用高科技服务于老式的的极权主义野心。简而言之,我们目睹的不是中国压迫现状的延续,而是一种令人震惊的新事物的开始。

镇压的前沿- 新疆

在中国西部土地辽阔的新疆,本地人反抗中国统治已有多年历史。相对而言,中国通过控制当地人的外出、言论和文化表达来镇压这种反对也行之有年。但在过去的两年里,当局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措施,向该地区的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强制灌输汉族文化。中国建立了一个由180多个“教育转化”营组成的网络,在没在有任何刑事指控的情况下,关押了多达一百万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当局声称这些中心是用于“职业培训”和“法制教育”。一些曾经的囚犯描述了一种由军事化训练和普遍虐待构成的体制,他们说在那里,囚犯们大喊党的口号,学习习近平思想。与此同时,当局招募了大批汉族公民入住维吾尔族家庭,监视这些家庭,挑选需要再教育的人。据报道,戒烟、不与当地官员打招呼、将时钟设为当地时间等行为都被视为“极端主义,”而这些无端的理由也成为了无限期拘禁的缘由。据当地官员称,拘禁少数民族的目标是消除“思想上患病”的“杂草”和“毒瘤”。

如果说新疆的情况表明北京的压迫正在加剧,那么香港的情况则说明压迫正在扩展到并没有大量少数民族居住的其他地区。在半自治的香港,公民一向拥有中国内地缺乏的各类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但是香港民族党——一个成立于2016年并公开号召香港脱离北京以求独立的小团体——现在被禁止运作,理由是它”颠覆政权“的主张太危险。中国内地的反对派组织长期以来经常遭到封杀,但是对香港而言,这次香港民族党被取缔是它脱离英国殖民21年以来惊人的首次。香港官员诋毁香港民族党领导人的做法同样惹人争议,他们称主张非暴力的后者作为“分裂势力”其实与“恐怖分子”无异。中国官员长期以来都在使用这类说法以败坏达赖喇嘛的支持者的声誉;在香港,这样的说法是史无前例的。

与此同时,驻北京的外国记者早就知道如果他们的报导惹怒了中国官员,他们的签证就有可能被拒绝。这种事从未在香港发生——直到今年十月,《金融时报》亚洲新闻主编马凯(Victor Mallet)的签证被拒。当局拒绝解释这一决定的理由,但它显然是对马凯主持的香港外国记者会活动的报复,因为刚刚被取缔的香港民主党领袖出席了这个记者会。

直到不久之前,当局都没有在香港使用过内地法律,但是这点也在发生变化。例如,在通往内地的高铁的香港西九龙站内设有一个出入境检查站,在那里内地的边防官员按照内地法律办事。

北京也在向其他地方输出压迫。2015年,国家开始禁止新疆的父母给孩子取与伊斯兰教有关的名字。现在,这种文化管制扩散到了宁夏省,而传统上,国家对宁夏的控制是比较温和的。今年九月,宁夏当局宣布他们要把当地的一条河流重新命名,剥除它原有的任何可能存在的伊斯兰教背景。这条河原本叫艾依河,据说指的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妻子阿伊莎,现在它被更名为典农河。

你甚至无需跑到这些中国的西部边远省份才能感到变化:今年九月底,东南城市厦门的官员要求教师在十月国庆节假期之前上缴护照,以免他们不经政府允许前往邻近的香港或出国。在西藏和新疆早就用过这种策略,但对东南沿海城市这还是新鲜事。

旧日重现

上述事件以及习近平掌权五年来出现的其他动向说明,中国政府正在采用它原本已经开始摒弃的高压手腕来处理当代人的不满情绪和政治矛盾。过去数十年,这个国家在科技和经济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然而在政治方面,中国却在原地打转。

习近平不是毛泽东。毛泽东利用群众运动来搅乱局势,而习近平强调稳定和秩序。毛泽东贬斥孔子为“封建”人物,称孔子的思想使中国落后;习近平则颂扬传统的儒家价值观。但是,旧日的某些情景显然正在卷土重来。劳改营是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被用于控制社会的一项常用机制,后来逐渐退出使用。最近劳改营又重新流行了起来。从前政治犯不许出境就医,但是到20世纪90年代,魏京生和王丹等被关押的政治犯得到了保外就医和离开中国的许可。然而,当如今已故的诺贝尔奖得主刘晓波2017年患上癌症时,北京拒绝让他出境就医,这样的噩兆让人仿佛回到了改革开放之前的年代。习近平的前任领导人为国家主席设置了任期限制,而习近平上台之后拆掉了这道护栏。红宝书的时代过去了——习近平思想的时代到来了。

另一个完全颠覆过去数十年方向的动态是,从前专门用于中国几个控制较严的地区的手段开始扩散到至今为止控制较松的地区。过去,相对自由的领域似乎处于扩张态势:例如靠近香港的地方报纸一度变得越来越像前英国殖民地的报纸。在西藏和新疆的一些城市,日常生活至少在表面上开始接近其他内地城市。如今,事情正在向反方向发展。

综合考虑上述事态,旧日恶习的复萌和控制手段的东迁应该让中国政治的观察家感到警惕,他们应当对中国改革近四十年来总体轨迹的种种预设做出反思。

这种转变的部分原因在于经济形势的变化。经济增长放缓迫使共产党寻找新的叙事以解释为什么它理应继续掌权,而维持社会稳定的能力变成了党的主要卖点。出于同样的原因,国家的宣传愈发倚重民族主义,将汉族的成就当做自豪的资本。最严厉的压迫手段被用在非汉人的少数民族身上,香港民族党被说成背叛本民族的汉奸,这都不是巧合。这些转变开始于习近平上台之前的一段时间,他于2012年底成为党的领导人,四个月后接任国家主席。在他的掌控下这些转变大幅度提速,部分原因在于他本人对秩序的执迷。

最近的镇压运动也有国际因素的驱动。重要的是,党在国内大肆压迫,而在国际上却不用付出什么代价。过去零星的自由化动作表明北京希望避免或者尽量减少其他国家、外国投资者和国际组织在人权问题上的压力。现在,习近平和他的亲信不用那么担心了,他们有自信认为中国的财富和战略重要性可以限制国内镇压造成的不良影响——其他威权主义领导人的大胆行动也是建立在同样的计算之上,比如沙特阿拉伯的统治家族。欧美政治的混乱状态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北京的领导人显然据此认为他们可以有恃无恐地采用前任不敢采用的手段。除非各国领导人表现出足够的愤慨,要求北京停止它的暴行,除非观察家认识到看似无关的事件都属于同一波镇压运动,否则不要指望新疆或香港近期能传来什么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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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KELLY HAMMOND is Assistant Professor of History at the University of Arkansas. Her work focuses on the history of Islam in East Asia and minorities in China’s borderlands. RIAN THUM is Associate Professor of History at Loyola University New Orleans and a research fellow with the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overlap of China and the Muslim world. JEFFREY WASSERSTROM is Chancellor’s Professor of History at UC Irvine and has written extensively about popular protest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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